珠海港与中山保税区“双核心”架构推进珠中同城化构想

该文阐述了珠中江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最新进展,并提出了通过珠海港与中山保税区＂双核心＂架构推进珠中同城化,进而以珠中同城化推动珠中江同城化发展的构想。为此,可把珠海港打造成为中山的＂虚拟海港＂,把中山保税区打造成为珠海港的＂虚拟保税区＂,然后以这两个虚拟港区作为核心,在形态上、资源上、功能政策上实现保税区与珠海港政策共享和联动开发,突破区域行政壁垒。     

美国地方政府的自治改革运动

托克维尔对美国地方政府自治权的论述有夸大之嫌。事实上,自美国建国以来,地方政府几乎没有多少自治权可言,它们在各项地方事务中受到州政府事无巨细的干涉,由此导致了美国地方事务管理不善,漏洞百出。从19世纪后期美国兴起了地方自治改革运动,到进步主义运动时期达到第一次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地方自治改革运动再次兴起并不断深化。经过100多年的努力,地方政府确实获得了一系列的自治权,尤其是在结构自治和功能自治方面,但在财政自治和人事自治方面还受到州政府的一定干预。     

消费者购房消费动机及差异研究——以合肥市为例

本研究采用自编的《消费者购房消费动机问卷》在合肥市进行了调查。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等统计方法探讨了性别、婚姻状况、年龄、家庭收入、文化程度、居住现状及购房次数对消费者购房消费动机的影响。其中男性、单身和30岁以下的消费者更注重住房的社会象征意义,表现较高的从众倾向,已婚、30岁以上、具有合肥市户口的消费者则更加关注学区房因素;学历较高和收入高的消费者都更为关注经济因素、住房的象征意义,表现较高的从众倾向;有房者更注重经济因素和学区房因素,发生更少的从众行为。     

关于主流意识形态对多元社会思潮主导机制的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的影响逐渐由控制转向引导,对不同的社会思潮予以相应的空间。这些社会思潮在对主流意识形态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在与主流意识形态争夺话语权,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面对这样的复杂局面,必须探寻出一条主流意识形态对多元社会思潮的主导机制,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的安全。     

中国-东盟自贸区争端解决机制的制度反思与路径优化

中国-东盟自贸区争端解决机制从构建之日起未有成功案例呈现,导致学界对该机制的评价褒贬不一。从交易成本角度看,中国-东盟自贸区争端解决机制的存在对降低成员方间争端解决的交易成本有显著作用,即使遭遇实践困境,也不能轻言废弃。中国-东盟自贸区争端解决机制的制度变迁不能借鉴东盟争端解决机制的演进方式,规则完善并不一定能产生良好的制度实践。中国-东盟自贸区争端解决机制的困境破解需从两方面努力:一是遵循全球区域经贸争端解决机制的发展方向;二是对本土化实践有一定的归纳和提炼。从上述思路出发,调解程序的规则化是破解中国-东盟自贸区争端解决机制实践困境的可行路径。     

浙江省工会工作者职业培训需求分析与研究

新形势下,广大职工会员对工会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进而工会工作者提高职业知识能力就出现了新的需求。工会工作者职业知识能力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级别,每级均包括应知(理论)和应会(技能)两部分。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工会工作者对工会职业知识体系内容掌握的量化结果总体得分只有59.73分,这就形成了工会工作者对工会职业知识的总需求。为满足工会工作者的职业知识需求,提出两个建议,其一,整合资源,优化配置,工会干部培训与国家职业资格培训考证相结合,推动工会干部职业化进程;其二,"以需定教、按需施教",突出工作需求和岗位需求,丰富和完善工会干部教育培训内容和形式。     

国外政党加强基层党组织执行力的经验、教训及其启示

加强基层党组织的执行力建设是政党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外一些政党在基层组织执行力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启示我们:加强党的思想、组织、队伍、作风、制度以及廉政建设,是加强基层党组织执行力建设的基本途径.     

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与实践的历史贡献

习仲勋作为广东改革开放的主要奠基人和开创者,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奠定了广东改革开放的思想基础;贯彻执行中央精神,深入基层实践调研,实现工作重心转移,确立广东改革开放的行动指南;"要权先行一步","杀出一条血路",创新广东改革开放的实践模式。他以敏锐的洞察力、不竭的创新力、坚定的执行力在广东的改革开放中大胆实践、锐意进取,使其改革开放思想和实践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性、深刻的创新性和强烈的政治坚定性。这不仅对广东的改革开放乃至全国改革开放做出了突出的历史贡献,而且对于今天全面深化改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疫情防控视角下行刑衔接机制的审视与重构

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衔接的完善和发展是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疫情防控背景下行刑衔接机制面临着规范冲突和理论争议的困境。就表层特征而言,疫情防控期间行刑衔接案件呈现出程序上"案件办理速度的加快"和实体上"处罚程度的加重"两个特征。就隐含问题来看,行刑衔接机制的运行中存在"证据转化不畅"和一事不再罚原则适用的争议。疫情防控需慎终如始,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亦应得到保障。我国行刑衔接机制的重塑应当围绕"明确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的转化种类,完善行为同一性认定标准,规范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并用"展开。